洛阳邙山墓区大致可以划分出西、中、东三段。西段以烧沟汉墓为代表；中段古墓分布密集，但被盗严重；东段以偃师杏园唐墓最具典型性。通过对已发表考古资料的统计，邙山墓区出土铜镜229面，铁镜16面，若再加上民国时期邙山盗掘出的108面铜镜，所出铜镜数量达到337面。
1952～1953年，洛阳区考古发掘队在烧沟村西南清理汉墓225座（图13-3）。这些汉墓葬制规模大致相同，考古学者认为，这批墓应属于汉代一般官吏及其眷属的墓葬。整个墓地出土铜镜118面，铁镜9面，共计127面。这些镜子在墓内的放置是有规律的，大部分放于棺内。置于棺内的镜子上时常发现有较细的绢纹，可能当时是用绢包裹或是用一镜囊盛放的。在少数几面镜子的钮穿中，发现纤维痕迹，推测当时还在镜钮处穿上一条带状的“系组”，这在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铜镜上已得到了证实。烧沟汉墓报告整理者还对30个人骨痕迹较为清楚的墓做了统计：镜子放于头左上方或头左侧的有16面，置于头右上方或头右侧的12面，见于胸前或肩上的3面，摆在足旁的3面。由此可见，镜子放于头旁的数量最多。按照古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来看，逝者与生者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生活空间由地面上的阳世转为黄泉之下的阴间而已，逝者在地下也需要镜子照容理妆，还可以借助于铜镜的光辉来保护逝者地下生活的安宁，不受鬼魅的袭扰，所以大多将镜子放置于头部的一侧。1990年，考古工作者在烧沟汉墓东侧发掘出一座北宋晚期仿木结构砖室壁画墓，出土4面铜镜，其中1面是悬挂于墓顶心圆砖之上的云龙镜，让人联想到《周易·乾卦》中“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爻辞。宋人在墓中放镜的位置已与汉代有所不同，甚至有人将铜镜悬于棺盖以照尸体，但目的是相同的，都是为了“取光明破暗之意”。
1959年，《洛阳烧沟汉墓》发掘报告出版。此书的学术贡献在于解决了汉墓的编年问题，建立起洛阳地区汉墓分期的标尺，确立了汉墓考古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对后来全国各地的汉墓考古有着重要的学术指导意义，被誉为“汉代墓葬考古的奠基之作”。若追溯以往的学术传统，可以看到两宋至明清时期盛行的金石学，其研究对象一般为传世品，器物早已脱离了原始的出土环境，丧失了许多珍贵的历史信息，铜镜研究亦然，在资料的使用上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烧沟汉墓的发掘者们以现代考古学理论为指导，在考古现场进行科学、细致的发掘与记录。在资料整理阶段，充分运用类型学的方法，对汉墓与随葬器物形制进行排比、分析，重视器物组合的变化，总结、归纳出其演变规律，从而较为准确地推断出墓葬与器物的大致年代。以烧沟汉墓出土铜镜为例，将其分为蟠螭纹镜、草叶纹镜、博局镜（图13-4）等14种类型，时间推断为自西汉中期至东汉晚期6个时段。
这部经典报告的主编蒋若是，早年曾就读于齐鲁大学，后来还接受过首届中央考古训练班的严格培训，有着较高的考古学理论素养与实践经验。1997年，当年参加过报告整理的北大历史系吴荣曾教授告诉我，蒋若是在主持报告编写之初，对于其框架、体例的设计已是胸有成竹，思路清晰，所以报告的整理过程较为顺利。该书面世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仍是中国多所大学考古专业研究生考古文献研读课程指定的必读书目，也是铜镜研究者整理与探讨汉镜问题的案头必备之书，正如孔祥星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在我们研究中国古代铜镜伊始，给予最大启迪的当属1959年出版的《洛阳烧沟汉墓》一书。”
——摘自《鉴若长河——中国古代铜镜的微观世界》，霍宏伟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10返回搜狐，查看更多